在国家和学校最需要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如果王越没有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暨南大学副校长，只是纯粹做学者的话，肯定会在学术史上留下更多的学术成就，至少能多发表一批论文、多出版几本专著。但他选择把文章写在两所大学的发展史上，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让更多学子获益，也让更多的人来感念他、怀念他。”追忆王越老校长的一生，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夏泉研究员这样说道。
虽然和王越老校长只有为数不多的接触，但深谙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发展史、担任《暨南大学史(1906-2016)》主编的夏泉，一直把老校长在暨大明湖畔散步的身影印在心里，把老校长对中大、暨大的贡献讲给世人。
教学管理行家里手
《南方》杂志：王老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夏泉：1990年3月，我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来暨大工作时老校长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了，因此我更多认识到的是经常在校园里、明湖边散步的王老以及同事们的口中、笔下所描述的王老。在1994年前后，老南京大学校友(王越毕业于东南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聚餐时，跟王越老校长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当时王越老校长九十岁左右，拄着拐杖，谈吐儒雅，而我才不到三十岁，对老校长非常敬仰。2011年老校长去世，我正担任暨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还组织过老校长的追思会。
《南方》杂志：暨大两次复校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
夏泉：从暨大校史来说，1958年是重建，1978年是复办。因为1949年8月，老暨大在上海停办之后，除了校名保留，学校就不复存在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华侨教育发展的需要，1957、1958年的时候，选在广州异地重建。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就从中山大学挖来了一批管理者和教授。陶铸政务活动繁忙，肯定要找一个行家里手协助管理教学，而王越一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另一方面做过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政治上也很可靠、非常爱国，因此是合适的人选。暨南大学重建时，王越已经55周岁了，正逢“大跃进”运动，全国各地学校都在开展“教育革命”。暨南大学正式开学不久，就不得不投身到“大跃进”的行列中，加上学校师资薄弱，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也严重缺乏，重建初期的暨大办学压力空前巨大。
1978年复办的时候，王越老校长75周岁。那时也是刚刚拨乱反正，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慢慢恢复正常，还没有实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不是我们今天能想象的。可以说，在国家和学校最需要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平民教育观”
《南方》杂志：“陶行知之高足”是王老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在他的工作生活中如何体现这种教育家精神的传承？
夏泉：坦白说，王越老校长作为教育家活跃的年代，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共性超过个性。尽管如此，王老恪守着作为一个书生的本分，懂得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他是副省级干部，但仍保持知识分子的底色，没有一点架子。他早期的教学也好，后来到暨大当校领导也好，始终对学生充满关爱。曾与王越一起工作多年的暨大老教师马兴中回忆，暨大重建后不久，在磨碟沙征了300亩地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学生前往基地都要坐船过珠江，有次几个暨大学生乘坐的船意外翻了，对此，直到去世前，王越一直都很内疚。
王越老校长的“平民教育观”等理念，与早年出身贫寒、在东南大学学习受陶行知影响有关。他写过《纪念人民导师陶行知先生》《从陶行知先生谈起》等文章，还担任过广东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非常推崇陶行知的教育精神，积极践行他的教学理念。关振东在《百岁王越诗文选》的代序中写道：“老教授王越，陶行知之高足也。”是最好的概括。
《南方》杂志：王老是怎样一边做教学科研，一边做行政实践的？
夏泉：民国时期，王越写过《人格测量》《教学原理》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后来20世纪50至70年代做教育管理，退休后发表一些学术论著。从学术领域来讲，他是著名的教育学专家，而且20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过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会长、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从教育实践角度来讲，王越担任过中山大学教务长、暨南大学副校长，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推手、重要开拓者之一。当时包括王越在内的一批人，如陶铸、廖承志、陈序经等等，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王越的教育理念并不仅停留在书本上，更多地体现在教育实践领域。在回顾复办暨大时，他讲过“暨大最需要的时候不能置身事外”，在国家和学校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了、不回避，这种担当意识非常值得钦佩。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做行政工作，一听到行政工作就摇头，觉得会影响做学问。如果王越没有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暨南大学副校长，只是纯粹做学者的话，肯定会在学术史上留下更多的学术成就，至少能多发表一批论文、多出版几本专著。但他选择把文章写在两所大学的发展史上，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也让更多学子获益，让更多的人来感念他、怀念他。
教育改革的呼吁现在仍不过时
《南方》杂志：王老一生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能够安然度过，您觉得主要归功于什么？
夏泉：智者乐，仁者寿。王越老校长之所以长寿，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老校长充满了仁爱之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经历过中国最贫穷、最悲惨的年代，都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想为国家民族做贡献，这种使命感、担当感不是我们这代人能比得上的。同时，王越老校长心态积极健康、宽容达观，和同时代的人相处融洽。老校长还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一直在写诗。在王越老校长一百岁的时候，暨大出版的《百岁王越诗文选》中收录了很多老校长感怀时事、纪念故人的诗篇。
《南方》杂志：王老的办学主张，对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
夏泉：上世纪90年代，王越接受采访时曾特别强调要增加教育经费到GDP的4%，增加教育经费的呼吁现在仍不过时，而且仍有必要。另外，王越老校长主张对教育进行改革，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这种提法和老校长的主张有内在的一致性。